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奇装异服的现象，在古典文籍里都有大量的记载。但不同的历史文集对于这种现象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如《晋书》作为官史，对这种奇装异服的现象做了全面的否定，并认为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，而《世说新语》则对这种现象持赞赏态度。一个是官方视为洪水猛兽的怪癖，一个是体现了魏晋人士背后的精神诉求，不同的书籍有着不同的寓意。但总体看来，这种奇装异服的现象包含了士人对世俗名利的放弃通弘网 ，对优雅气质的追求，和当时社会生活风貌的体现。
任情放纵的生活
魏晋风流人士对于奇装异服的爱好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袒露身体，在当时儒家思想逐渐被摒弃，但新思想并未成型，士人多不受约束而开始表现自我，此时的士人不仅任情，而且放纵。在缺乏道德准则约束的情况下，任情放纵，在当时的士人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。
每个时代对于士人的标准都有所不一样。在汉朝，由于儒家思想的约束，儒家所倡导的德和礼是士人不可违背的高墙；但到了魏晋时期，士人从极端“克己”走到了另一个极端，任情放纵。出现的原因简言之有两个：士人和中央政权的关系逐渐疏离；，儒家正统思想对士人的约束力逐渐下降。
展开剩余76%在西汉和东汉前期，士人和中央政权的关系是亲近的，“臣事君以忠”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，他们视自身与政权为一体。东汉后，宦官外戚专权，把持朝纲，士人阶层在一次次抗争后遭受打击，和政权的距离感油然而生，对朝廷的批判也多起来。以批评的态度对待政权，进一步激化了士人与朝廷之间的矛盾，自此，士人把自身从国家政权中解脱出来，转而走向内心个人人格的觉醒，这点是玄学形成的先决条件。
汉末，随着现实中君臣伦理关系错乱，儒家思想无法再为政治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，儒学的正统性和正确性就遭到质疑，它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也放松了，被压制数百年的诸思想重新活跃起来。至汉末魏初，士人和政权有了心理隔阂，同时儒家思想对士人的约束不再，个人情感不再被礼压制。此时的士人，热衷于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，当时士人的精神面貌整体呈现一种任情放纵的风气。
优雅从容的风度
除了袒露身体以外，宽衣木屐也被视为奇装异服，曹魏和西晋都是短命的政权，内部的权力争夺和国家的瓦解，直至南渡长江偏安江左，政局的巨大变化给士人心灵带来强烈的震动。在国家政局的偏安政策下通弘网 ，偏安心态逐渐发展成为东晋士人的主要心态，满足于现有的狭小天地，从直面现实转向对精神世界的探索。这种偏安心态可以说影响了东晋士人生活的一切方面，包括他们的生活情趣、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趣味，宽衣木屐的行为就是受之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。
偏安心态给士人在精神诉求上带来重大变化，南渡之后，任情放纵不再是名士风度的范本，如阮籍刘伶般的放诞行为在此时会被时人所鄙。玄学思想转向潇洒高逸，气质风度要优雅从容，纵有强烈的情感，但表现出来要不粗俗不放纵不浅薄，这种雅的精神美是东晋士人最高的精神诉求。
谢安获淝水之战捷报时从容淡定，直到送走客人才难掩心中的狂喜。无论大喜大悲，都能镇定自若，这种优雅从容实际上已经超越风度，而是一种精神境界，它是东晋士人文化的标志之一。
东晋时虽号称守名教而事实上传统的名教已基本无存，此时的国家权力把持在阀士族手中，原有的“君君臣臣”的礼法观念已无法维系，所以士人们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不再和礼法世俗强烈冲突，故此时的奇装异服行为没有了前朝强烈的反名教意义，更多的是士人们气质风度的外在体现，以褒衣博带来衬托展现名士优雅从容的风度。
除宽衣之外，木展也是士人展示自己潇洒风度的必备道具。《释名》："屐，搘也，为两足搘以践泥也。
木履作为联系士人与自然的必备品，被赋予了士人对自然之美的诉求。所以，木履对土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其负载的精神内涵。它作为名士风流的象征，士人们穿着它见王见相，登高临水，以示对礼教的不以为然和自己洒脱飘逸的气质风度。三百年后尚有李太白咏"脚著谢公展，身登青云梯"，其对中国士文化影响之深远，可见一斑。
结语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国家政权逐步门阀士族手中，作为国家政权的掌控者，他们的精神诉求在社会意识中起到了主导作用。整个士人阶层的主流行为趋向越轨于传统的思想观念之外，士人群体普遍的人生取向，生活情趣、心路理念影响着在其层面上呈现出的历史现象。这些现象中自然不乏逾越行为存在，体现在服饰艺术上通弘网 ，就是这种奇装异服的现象。
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国家政局变化多端，而掌握政权的人都在士族门阀手中，而他们的精神诉求又对社会意识起了引导作用，整个士人阶层的主流行为趋向传统的思想观念之外，士人群体普遍的思想和价值观影响着在其层面上呈现出的历史现象。这些现象中自然不乏逾越行为存在，体现在服饰艺术上，就是这种奇装异服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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